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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中华丨印尼归侨、中科院遗传生物学家陈秀兰:开中国胚胎移植研究之先河

来源:中国侨联公众号 时间:2021年07月19日



1987年,陈秀兰(右)与“203组”的同事研讨试验。
受访者供图

陈秀兰有两个令她感到自豪的身份,一个是归侨中共党员,另一个是研究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的专家。爱国与科研,是贯穿她人生历程的两条主线。

  1951年,在印尼完成高中学业的陈秀兰跟随父亲回到祖国,当年9月考入燕京大学生物学系。1955年毕业时,陈秀兰来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遗传组(后合并入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从内蒙古荒漠的羊场,到国境边陲的草原,她的实验贯穿中国南北,攻破重重难关。她带领“203组”开创了我国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研究的先河。

  在印尼19年,在祖国70年,今年89岁的陈秀兰说,回国是她一生最正确的选择。今后,为祖国做科普,她还能继续再战。

  以下是她的自述。

  “沙漠上,首只胚胎移植羊诞生了”

  1973年10月初,内蒙古鄂托克旗的三北羊场风沙滚滚,四下荒漠茫茫。我和研究组的同事从北京辗转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找做胚胎移植实验的卡拉库尔羊。这种进口羊的羔皮品质优良,如果能实现本地育种饲养,会为当地牧民带来增收的希望。可惜它的自然繁育率很低,羔皮等产量跟不上,当地亟须需找到增加卡拉库尔羊数量的办法。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内的家畜胚胎移植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应用于畜牧业生产更是无从谈起。1973年,我被任命为中科院遗传所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研究组组长,承担这一领域的科研攻关任务。当时,我刚看过京剧《智取威虎山》,其中代号“203”的剿匪英雄少剑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把研究组也称为“203组”,寓意要像“打敌人”一样,攻下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的研究高地。

  现实远没有戏剧中那般顺利。大学时生物系教的内容有限,我们对胚胎学尤其是生殖系统知之甚少,一切只能从零开始。第一次解剖小鼠时,我们甚至找不到卵子。那时,我只能每天抱着外国文献研读,反复与同事切磋探索,学一点,做一点,慢慢在未知中拓荒。

  我们研究家畜繁殖,研究所里却没有一只牛或羊。那就先用小型动物做好预备实验。我们先以家兔为实验对象,给白毛雌兔(供体)注射促性腺激素,实现超数排卵,经过交配,取出胚胎,移植给黑毛雌兔(受体),最后成功让黑毛兔生出了白毛仔兔。

  “练兵”顺利进行,下一步,就是到畜牧场上“实战”。1973年11月底,寒风凛凛的三北羊场上,工作人员赶回两只可供实验的羊。大家立刻忙碌起来,捆羊、剪毛、消毒、打麻药,麻利地进行着实验室里反复排演的动作。当时,夕阳西下,羊场里没有电灯,更没有手电筒,四周眼看着要落入一片黑暗,可我们还没来得及从供体羊输卵管冲出来的溶液里找到胚胎。我马上建议拿镜子固定在木杆上,把落日微弱的光反射到解剖镜上。就这样,凭借反射的光线,我们找到了胚胎,并移植给了受体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4年,第一只胚胎移植的羊羔诞生了!“203组”的工作成功打响了我国家畜胚胎移植研究的第一枪。

  “没有进口仪器,我们就自制仪器”

  想要进一步提高实验的精度与深度,少不了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当时组里缺少经费,买不起进口仪器,许多实验遭遇瓶颈。

  但“203组”是一个敢闯敢干的小组,全组人员协同作战。我作为组长,同时也是党员,一定要带头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没有仪器,但我们懂得原理,只要开动脑筋,不怕做不出来!

  在胚胎分割研究中,我们拿来酒精灯,把普通玻璃管烧红、拉细,制成毛细玻璃管,作为分割胚胎的“刀”;再把显微镜上的两个移动器组装在一起,上下左右移动,当作显微操作仪。利用这种简易的自制工具,我们顺利切割了奶牛胚胎,实现了人造的同卵双牛犊。

  在冷冻胚胎实验中,胚胎的温度需要以每分钟0.3℃的速度从室温缓慢降至-196℃,最后放入液氮保存,这一过程需要用到冷冻仪。当时,且不论冷冻仪能否研制出来,单单一个可以显示-196℃的温度计就难以找到。我们终于辗转在一家单位找到了合适的温度计,连忙用来开展实验。参照冷冻仪的原理,我们把装有胚胎的安瓿瓶放入一个广口保温瓶,在广口保温瓶内加入培养液,再放入温度计与搅拌器,然后一点点加入液氮并不断搅拌,同时双眼紧盯温度计,直到读数缓慢降到-196℃,再把安瓿瓶取出,放入液氮罐保存。整个过程耗时四五个小时,搅拌与观察一刻不能停。正是用这种“土办法”,我们在1979年实现了家兔胚胎的冷冻。此后,又与上海奶牛公司第七牧场合作开展了奶牛胚胎冷冻的实验,于1982年获得了胚胎解冻移植后出生的3头小牛。

  慢慢地,“203组”摸索出了一条道路。实验对象上,我们从家兔拓展至羊和牛,把奶牛胚胎移植至黄牛,增加优良奶牛数量;研究内容上,实现从鲜胚移植到冻胚移植、从卵子体内受精到体外受精的进步;实验场地上,北至内蒙古海拉尔,南至海南儋州,西达新疆石河子,东至安徽白米山,我们走遍了中国东西南北;技术普及上,我们先后召开四届研讨会及培训班,推广胚胎移植技术,许多基层畜牧工作者都为这项新技术的应用感到振奋。在此期间,我们承担了“六五”“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及“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4项课题,并且时刻准备在科研道路上继续闯关夺隘。

  “感谢党和祖国,让我一展报国愿望”

  能吃苦、不怕累,这是我父亲在印尼参与抗日斗争时教给我的宝贵作风。这种家风始终鼓舞着我,在科研生涯中不懈奋斗。

  1978年7月,根据中法两国互派科学家访问的协议,农业部选派了10名中国科学家赴法国考察。我很幸运地成为中科院推荐的两名科学家之一,也是考察团唯一一名女性。法国同行感到很惊奇,一位女性怎么做家畜胚胎移植的苦研究?我回答说,男女都一样,女性也很能干。

  我深知,研究胚胎移植技术,能提高我国优良母畜的繁殖潜力,为生产带来更多效益,也为人类“试管婴儿”研究打下扎实的根基,是一道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课题。承担好科研攻关的使命,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回馈国家的培养。

  作为一名归侨,我明白“侨”这一个字,饱含爱国心。1952年大学期间,我就加入共青团,向组织靠拢。1955年刚参加工作时,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9月25日被批准入党,至今党龄已有65年。在党的教育下,我逐渐坚定信念,要把一腔报国热情挥洒在祖国建设的事业上。科研生涯中,我有很多次出国定居的机会,但我都拒绝了。永远跟党走,我是铁了心的。

  1994年,我满60岁退休后,决定继续编写科普书籍,为年轻人打开一扇生殖科学的大门。1999年,我编写的克隆话题科普读物《多莉不再孤独》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此外,我又自编或合编了10本科普书。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今年,我刚刚收获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优秀共产党员”奖。两项沉甸甸的表彰握在手中,我充满力量。今年我89岁了,对于回国,我从不后悔。衷心感谢党和祖国,让我得以在科研和科普的天地,一展报国愿望。(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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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潘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