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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归堪比电影牧马人之传奇 李新云:在海外就受到党 的感召

来源:印尼视角公众号 时间:2021年07月01日

编者按:

作者李新云,1952年离开美丽富饶的印尼邦加岛回国,现为退休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印尼邦加侨友会顾问。李教授的撰文原标题为:《祖国永远在我心中》,谨此纪念建党100周年。

每当聆听到“祖国”这两个字时,对于解放前在异国他乡过着寄人篱下海外生活的我而言,发自内心地感到无限的温暖和亲切,有时会激动地热泪盈眶和高呼“祖国万岁”!而对于不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中国人,是不会感受和体会到的。

 

我出生在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岛称为邦加岛,因盛产锡矿又名锡岛。


邦加勿里洞海域的挖锡船,曾经给荷兰殖民者带来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


现代IT工业线路板离不开的焊接材料锡砂,邦加生产的占大头。


邦加的锡制品锡壶与锡杯。


位于邦加槟港荷兰屋社区的邦加锡矿博物馆,记载了当年开垦锡矿的历史,显示了来自华南地区的猪仔矿工,历经艰辛困苦的开采历程。


记得在我幼年开始懂事时,曾经好奇地问过我的父辈:我们的肤色为什么和当地土族人“番人”不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人?从那里来?他们回答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是汉族,黄种人,从“唐山”(指中国)来,祖籍是广东新会。

 

炽热的唐山祖国情怀

 

紧接着又问:“唐山在那里?”回答说:“它在很遥远的北方,乘轮船也要近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从此在我的幼小心灵中“唐山”两字紧紧与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并因此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迄今仍然铭刻在心。

 

我的祖父远在19世纪末从“唐山”广东被荷兰殖民者作为契约华工(锡矿工)漂洋过海来到邦加岛,祖母是当地的华侨。


邦加槟港原中华小学旁边的大伯公庙(关帝庙),也有近300年的历史了,她是华人对祖籍国中华大地的精神寄托。


后人用锡铸造的鸡公车模型,以此缅怀早期将它带来邦加开矿的华南猪仔矿工。


因家境贫寒,全家人节衣缩食供父亲念书,1924年因父亲学习成绩优异,由当地的侨团资助被保送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师范预料班学习,毕业后重返邦加岛,从事华文教育多年。父亲李隐琳相继担任梹港华侨教师公会主席、中华总商会秘书和八大埠小学联合教师公会主席、副主席以及中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等职。

 

从父亲算起我属于第三代侨生,我的少年时代家庭生活拮据,全家九口人依靠父亲当教师的微薄工资和母亲制作糕点来维持生活。我上初中时曾被迫半工半读,放学后给老板打工,当过送报员兼店员,空闲时要协助家里走街串巷叫卖糕点。


我父母的照片。


父母和全家兄弟姐妹七口及舅舅舅母照片。


我在海外生活了18年的人生历程中,经历了荷兰殖民统治、日寇占领者统治和印尼独立时的苏加诺时代以及新中国诞生初期。

 

令我刻骨铭心和感触最深的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把旧中国侮辱为“东亚病夫”,在丧权辱国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贫困落后的旧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受尽殖民者和居住国的歧视和欺凌之境遇,没有政治和社会地位,寄人篱下,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有苦难诉,有国难归,华侨、华人成为没有祖国的“海外孤儿”。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消息传来,我和全邦加岛的华侨、华人一样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我是从收音机中聆听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欢庆新中国成立的广播场面,激动万分。

 

爱国基地槟中与学习社

 

当时我只有15岁,我就读的梹港中华学校是一所热爱新中国的进步华文学校邦加槟港中华中小学(槟小、槟中)。学校校长龙运材据说是地下党的成员,他曾作为邦加华侨侨领的代表,在北京中南海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合影留念。

 

学校中有许多教师思想进步,热爱新中国,他们大多为上海暨南大学的毕业生,治学严谨,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我们的班主任李大庸老师是“新民主主义小组”(地下党秘密组织)领导成员之一。


槟中初三班部分同学与龙运材校长(前排中间)合影留念。第一排右起第五位就是本人。


在槟中篮球场初三全体师生毕业合影。


在烈港中华学校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全体师生合影。


在槟港Pasir padi海滩,初三班学生与班主任李大庸合影。


我心中始终铭记着教师们经常对我们青年学生的谆谆教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奋发图强,学好知识、本领,回国后报效祖国”。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海外孤儿”才能扬眉吐气,不再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者的欺压和凌辱。


邦加槟中爱国进步组织学习社部分成员合影。

 

1949年4月9日成立的邦加梹港华侨社团进步组织“侨众学习社”,它也是“新民主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学习社的宗旨:“热爱新中国,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增进与当地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学习新生中国的新文化、新知识,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发展社会的公益福利事业,与国民党残余顽固势力作斗争”。

 

学习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学习社成立后,优先吸收了许多思想进步,品学兼优的青年学生参加,我很荣幸地也参加该组织。

 

在“学委会”的领导下,近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参加各种民主爱国运动和进步的文化活动诸如夜校办学、办墙报、壁报、读书会和参加歌舞团等等,在重大的节庆日、纪念日还参加大型的文艺演出和游行活动。

 

此外尚参与欢迎新中国总领事刘亚民到邦加视察活动,以及与当地的国民党残余顽固势力企图撕毁学校的墙报、壁报进行斗争的护校活动等等。

 

通过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为我早日回到日夜想念的祖国打下非常坚实的思想基础。


李新云1951年欢送李良保同学合影。


印尼华社始于五十年代的回国浪潮,直至1965年后中印断交才结束。图为邦加槟中欢送回国师生的合影留念。


1951年7月我初中毕业,在我回国之前已有梹中的同学相继“北归”(指回国)深造,他们的来信鼓励更进一步坚定我“北归”报效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虽然印尼当局对华侨学生回中国设置种种限制和障碍,诸如只允许携带单程护照,必须在不准再返回印尼的保证书上签字,过海关前当局海关的海警要进行训话(训话的内容不外乎是不许非法再回印尼的警告语言),上船过海关时还要进行严格的搜身检查等等。

 

虽使用单程护照回国后不能再回来,今后再没机会见到在印尼的父母和亲人,可能永远是生离死别。但这一切并末动摇我作为海外赤子的爱国心,仍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走向“北归”的征途。

 

朝思暮想的北归之路

 

1952年2月办妥繁琐的出境手续,借足盘缠,依依惜别邦加岛这块生生不息的热土,离别父母亲友,扬帆起航。

 

在10天的航程中,乘坐的万吨客轮越过太平洋和台湾海峡的波涛,我感到度日如年,嫌客轮航速太慢。


印尼五六十年代搭载华侨的航班,主要是荷兰渣华轮船公司的芝字头邮轮(芝利华、芝万宜、芝加连加等)。


2月11日凌晨4时巨轮缓缓驶入英国殖民者统治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眼前香港的夜景景色如画令人流连忘返,让人叹为观止,但我却无心思去观赏它,我的心已经与祖国息息相连不可分离,早已投入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当天清晨港英当局派小船分批将我们运到九龙港口上岸,并在港英特警的押送和监视下,直接改乘一列封闭式货运火车,经2小时的路途颠簸,终于抵达边境小镇罗湖桥。


近百米长的罗湖桥,竟然相隔两个世界,跨越它即可踏上日夜想念的祖国的土地。当时我内心一直处于心潮澎湃几乎难于抑制的激动,祖国已近在咫尺,我已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她的怀抱中去。


现已记不清我是如何拎着三件笨重的行李走过近百米的罗湖桥的?但令我永世不忘的是当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时,第一次在祖国上空见到鲜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顷刻间,平时不爱流泪的我禁不住凝聚在眼中的热泪夺眶而出,久久不能停息。“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实在太激动了已无法抑制。

力践报效祖国神圣誓言

 

回到祖国后,我始终没有忘记回国时所立下的“热爱祖国,报效祖国,奋发图强”的誓言。无论是在高中、大学6年的学习生活和4年的农村下放经历以及32年在大学任教的历程中,无论是处在顺境或逆境中,我始终都能严以律己,克己奉公,勤奋学习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祖国风雨同舟共命运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在党和祖国的关怀培育下,回国后的第二年(1953年)我加入了共青团,1956年大学二年级时入了党。1958年从东北人民大学(现称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时我24岁,成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教师。


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全体党员。


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念大学时照片。


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从一位不谙世事的归侨青年,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大学教师,我不会忘记这一切完全是祖国和人民培育出来的结果,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奋勇前进。

 

我曾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甘肃工业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任教共32年,曾担任分团委书记、教研室主任、党委纪监委委员、党总支委员、党支部书记等职。

 

先后多次被评为县、地区和大学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受到各种表彰和奖励不计其数,这些成就凝聚了我一生的心血、努力、艰辛和无私奉献。


前排左起:李新云(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梁钦汉(中国侨联原法律部部长)、潘玉良老师、陈清旺(高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后排左起:叶小平(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会长)、李椿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喜甲(教授级高工)、潘岛生(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理事、潘老女儿)、(潘老女婿)。


李新云与潘玉良老师亲切交谈。


80岁左右的学生与90岁的老师亲切会面交谈。


2012年北京邦加侨友会聚会,李新云左边的是苏运彩顾问(其子苏泳现为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为75、80、85、90岁侨友赠送“健康红包”。后排左起第3人为勿里洞归侨、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荣誉会长、原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伟超。(以上图片为叶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会长小平提供,谨此鸣谢。)


下放甘肃壮志不移

 

在七十年代初期,不少归侨在出国潮的影响下,由于种种原因陆续离开自己的祖国,当时我和孩子正在随同我爱人的医院,下放到大西北河西走廊甘肃省古浪县农村安家落户,那个地区位于内蒙,宁夏和甘肃三省交界,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戈壁滩,气候环境非常恶劣,干旱缺水,经常刮风沙并遭受沙尘暴的袭击。

 

那里人烟稀少,农民基本靠吃返销粮,生活非常艰苦,住简陋的土房,没有电,很少能吃上水果蔬菜,几个月看不上一场电影,饮水要到一公里外的深井引水渠去挑水,有时逢下雨天还要接雨水喝。


我和夫人贾慧娟照片。


当时有不少亲朋好友规劝我说“你的父母、姐姐、兄妹在印尼、荷兰和美国,有这么好的条件,你为何不申请出国?为何非要在国内受苦受罪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共党员,我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祖国和人民培养了我,就是让我把学到的知识和本领贡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很赞同这样的一句话:“儿不嫌母丑”,母亲再丑也还是自己的母亲,祖国再穷毕竟还是自己的祖国。

 

虽然处在这种不可想象的艰苦的恶劣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可并没有动摇我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勇往直前去克服一切困难。


下放西北面临艰难岁月,但仍然乐观坚定,这是在甘肃古浪大靖镇全家合影。


在4年的农村经历中,我除了在古浪县第三中学任教之外,还为学校建立雷管和炸药厂。根据当时“反修”备战的需要,我又是学化学专业的教师,就应当义不容辞由我来承担建厂和合成烈性炸药-黑索金原料制作雷管的任务,而装填烈性炸药制作雷管和检验雷管质量爆炸威力的试验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操作工程,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闪失,全过程均有我一人单独操作完成。除制作雷管外,我还制作炸药和各种类型的地雷。

 

甘肃河西走廊是地震区,古浪县在1928年曾发生过毁灭性的8级强烈地震,使古浪县城毁于一旦。在武威地区地震台的协助下,我建立了古浪县第一个业余地震预测预报监测站,为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工作成绩卓著,我领导的业余地震科研小组被评为甘肃省和武威地区的先进单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亲临现场拍摄科研小组活动,并在1973年拍摄的科教片《地震》中放映科研小组活动的拍摄镜头。地震科研小组还在西安市召开的西北地区五省地震预报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先进集体,我被评为古浪县和武威地区的先进工作者。

 

重返校园攻坚克难

 

1974年我调入兰州甘肃工业大学任教8年,1982年调入北京工业大学任教12年。在工作历程中我始终没有辜负党和祖国人民的期望,兢兢业业、勇挑重担,在承担教学、科研、带研究生和社会工作等多项任务情况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不倦将“文革”荒废了10多年的分析化学、外语和学科研究等课题抢回来,最终用6年时间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职称。

 

1995年退休后我继续被返聘,并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卫所合作承担“九五”国家医学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高氟高砷中毒防治研究”的专题项目“高氟地区饮水羟基磷灰石降氟剂”的研究,2000年该项目通过国家卫生部和环保总局的科技鉴定。

 

我撰写的论文“羟基磷灰石降氟剂合成方法降氟剂机理研究进展”发表于《卫生研究》(第31卷第2期,2002年),被列入国家核心优秀论文并获得奖金奖励,同时被邀请参加三次国际医学学术交流会(会议地点为德国和斯里兰卡)和国内四次医学学术交流会议。

 

我现是大学教授享受国家免费医疗待遇,虽已退休不在岗位上,但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将永远不变,我要用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不断勉励自己,继续发挥余热,自强不息。

 

祖国母亲您永远在我心中!我永远热爱您!

 

(此文发表于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辑出版的《青春为祖国闪光》一书下册,582-585页。作者重新做了补充和修改。)




转载/来源:印尼视角公众号

初审:银苑丹

编辑排版:罗秋叶

审核:潘锦昌